说白了，要实现对自己人生轨迹的改变，唯一的途径就是报考农场“以工代干”
岗位了。
好在1977年10月我已被恢复“团籍”
，同时还被解除了报考场内“公共岗位”
的各项封禁。
在默默的期盼和等待中，改变自己人生轨迹的机会终于来到了：1979年10月，农场计划面向全场在职青年职工和应届高中毕业生通过考试公开招聘5名“以工代干”
教师。
得到这个消息，我立即前往场部政工股李忠孝股长处报了名。
现在看来，那是农场有史以来声势最大、报考人员最多的一次公招，但也是存在舞弊非议最多的一次公招。
关于那次公考，全场上至场领导，下到普通职工无不期盼参考子女有幸通过公招改变自己的命运。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近水楼台者”
不惜铤而走险，开始挖空心地把“算盘”
打到“出题老师”
的身上。
就当时的情况而言，这也的确是最直接和最“有效”
的办法。
针对那次公招我是不配也不敢作非分之想的。
但我自有我的一套“妙想”
。
即先对本次公招从报名对象、录用名额、出题老师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然后得出“知己知彼”
的判断：即本次公招农场若单凭文化课考试排序作为唯一录取标准，我百分之百没戏。
其理由，一是本人严重偏科，数理化会扯后腿；二是已离开校门三年半，与刚毕业的“小字辈”
同时竞考根本没有胜出的可能。
由于本人事先对这次“公招”
看得很透，所以后经两天苦思冥想，终于给自己憋出个“出奇制胜”
的“绝招儿”
。
即以给场党委上“万言书”
引起朱书记和全体党委委员对我个人“才华”
的重视。
此外，我当时敢突发这一奇想的关键还在于有两个难能可贵的外部条件：一个是场党委当时正在全场干部职工和党团员中开展“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活动”
，这样一来，本人所上“万言书”
就纯属是响应党委号召的一种再正常不过的“建言献策”
行为了；再一个就是79年5月朱书记到鹿场调研时我的发言曾给他留下过深刻印象。
对于我个人而言，此时我给场党委所上“万言书”
就是一次“破釜沉舟”
式的自己跟自己命运的“博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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