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想提醒一下周先生慎重使用这些老的安宫牛黄丸，不要误信“存放越久药效越好”
，擅自加大剂量，反而导致汞、砷析出浓度异常，毒性增强，万一中毒就麻烦了。
何况现在合法生产的安宫牛黄丸已替换犀角并控制朱砂用量，安全性显着提升，治病还是用新药为好。
但我心里又想，周先生出生于医药世家，还用得着我提醒吗？况且看他这样热衷于老的安宫牛黄丸，我在这个时候说些人家不爱听的，万一生气不买我的药丸子了呢？这些药丸子砸到手里我可损失大了。
不过，我还是有理有据地给他讲道了一些英国访华使团的客观情况。
我对他说，乾隆时期英国访华对中国最多的还是负面观察，马戛尔尼使团成员观察到中国百姓普遍“面黄肌瘦”
，民众为争夺食物残渣发生争斗，市集上普遍存在衣衫褴褛的乞丐。
使团随行农学家记载华北农田“缺乏轮作技术”
，肥料使用停留在人畜粪便阶段，与英国当时已经出现的集约化农业形成对比。
甚至英国使节发现，广州十三行商人需向官员缴纳“规费银”
，每船货物被抽税高达20%，远超英国关税标准。
最让人无奈的是，使团展示的连发步枪、后膛装填火炮等装备，被清军将领视为“奇技淫巧”
，而清军仍在使用明代仿制的红衣大炮；英国“狮子号”
战舰配备的六分仪和航海钟，与清朝水师仅靠罗盘定位形成鲜明对比，使团记载中国水手“不识经纬度概念”
。
此外，马戛尔尼特意展示的蒸汽机模型，被清朝官员误认为“新式水车”
，相关技术图纸转呈内务府后未获任何反馈。
最丢人的是，清廷坚持要求英使行三跪九叩礼，而马戛尔尼仅愿单膝跪地吻手礼，礼仪争执持续月余。
乾隆将乔治三世来函中的“兄弟之邦”
称谓改为“咨尔国王”
，要求英国“倾心向化”
，引发使团成员私下讥讽。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种认知差异在使团归国后就像被点燃的火药桶一样，持续不断地发酵着。
马戛尔尼在他的报告中毫不掩饰地将清朝形容为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
，这个比喻形象而生动地描绘出了他对清朝的看法。
这样的描述对于当时的英国来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参考。
它直接影响了19世纪英国对华政策的走向，使得英国开始重新审视与清朝的关系，并逐渐调整其对华策略。
原本可能存在的友好合作的可能性被削弱，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疑虑和警惕。
我心里暗道，“所谓英国使团被安宫牛黄丸救了一命的事，简直就是意淫。
哎，乾隆爷这种系统性误判，导致大清错过工业文明转型关键期，当1820年英国铁路里程突破200公里时，清朝仍以驿道快马维持帝国运转，最终形成‘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历史困局，害得我老爷爷没了铁杆庄稼差点成了乞丐，要不是解放了政府给找工作，早就饿死了那还有我啊。”
但这些话，我是没有说给周先生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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